「因为他们进来时手里拿着花，我们以为是你们的朋友。」我们跑进病房时，安佐已经缝完汉斯.拉姆齐头上的伤口，从身旁的护理推车拿起一块贴布，准备把伤口盖起来，「结果他们一进来，就对你们的朋友讲了一些话。」
    「一些话？」我问。
    「他们告诉你的朋友，对于他妻子跟女儿的死，他们很遗憾。希望你的朋友能够放下什么的。」
    躺在病床上的易千帆别过头，瞟向窗玻璃上不停扭动、滑落的雨丝。
    「当时韦弗老爷子请他们出去，他们不肯，我忍不住推了那个人权团体的执行长一把，就跟那个猛男打了起来－喂！轻一点，很痛耶。」汉斯瑟缩了一下，「多亏旁边病床这位大哥讲了一些话，他们才离开。」
    「谢谢，」我转头望向身后的帷幕。
    「我只是觉得他们很烦。」帷幕里的男中音说。
    「不好意思，您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不过跟那个律师说自己是其他事务所的秘书，会向惩戒委员会举发他违反执业规范而已。」
    「不止吧，」汉斯说：「当时你讲了一堆条文，听起来就像吃了一辈子法律饭似的，唬得那个律师慌慌张张，拉着那个猛男执行长离开病房。－你真的没当过律师？」
    帷幕里传出一声嗤笑，「当过律师就不会躺在这里了。」
    「谢谢，」齐亚克微微点头，「鲁西迪医师，能不能麻烦你带汉斯到急诊室休息一下？千帆跟我们有事要谈。」
    「好吧。—喂，大个子，你杵在那里干什么？过来帮我推车，我带你去看护士小姐。」安佐从推车抽出一只空的病歷夹拍拍拉姆齐的肩膀，要他推着推车，自己跟在后面走出病房。
    随着安佐带上房门，室内的空气霎时沉静，雨滴不停打在窗玻璃上，连铝製的窗框都微微颤动。
    先开口的是易千帆，「你们还要瞒我多久？」
    「对不起，千帆，」齐亚克弯下腰深深鞠躬，「我们真的不晓得要怎样告诉你。」
    「够了，亚克，你这几天跟人低的头已经够多了，」我拉起齐亚克，「是我叫安佐跟同学不要告诉你的，亚克为了你还跑去人家店门口下跪，要怪就怪我。」
    「我在那两个人离开后，跟凯普检察官通过电话，他把案情大概告诉我了，」易千帆望向齐亚克，「你该不会是去我们社区门口的那家卖场—」
    「我就是在那里找到他的，」我说，「其实离开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
    「慕华跟子琦现在在哪里？」
    「她们安葬在史塔顿岛的警察墓园，」我说，「等你身体好一点，我们再带你过去。」
    「这样就够了，」易千帆点头，「凯普检察官在电话中说他们两个成功定罪的机会非常低，问我能不能同意认罪协议，我答应了。」
    原本低着头的齐亚克抬起头，「你为什么要答应？」
    「我只是累了，」易千帆别过头，「我接下来还要復健，要重新生活，想到这些，我真的累了。」
    「那慕华怎么办？子琦怎么办？」亚克说。
    「好了，亚克，我们先回去了，」我连忙从后面架住亚克朝房门走，「让千帆一个人静一下。」
    「你不是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爸爸吗？你怎么能擅自为她们做决定！」亚克的嗓门大了起来。
    「她们已经死了！」易千帆转过头来，「你、那个狗娘养的检察官，还有那两个人权团体的垃圾又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帮我做决定！」
    亚克还来不及回嘴，就被我拖出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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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天，主治医师认为易千帆的脊椎状况已经稳定下来，可以开始復健。
    这代表易千帆每天白天可以从看了好几个礼拜的病房，换换口味到復健科，用机械试着运动他已经没知觉的双腿，让它们不致于萎缩得太严重，还有试着做些像移动身体、捡东西等一般人有时连做都懒得做的动作。
    齐亚克跟我有时会透过復健科的单面镜，看另一头的易千帆吃力地爬上轮椅、举起槓铃。在病房见面时，我们也只是谈些像天气、同学、影剧消息之类无关痛痒的话题。
    就像一道伤口早已结疤，但没人敢碰触。
    就怕一旦伤疤绽裂，里面积聚的脓、血跟痛楚也会一併迸出来，喷得人满头满脸。
    这天晚上，我坐在市警局对面的咖啡厅。
    不久前才跟同学在这里开过毕业派对，长长的木吧枱，可以看见对面市警局大门的落地窗跟坐起来嘰嘰作响，上面贴着五顏六色补丁的塑胶皮高脚椅都跟当时一样。此刻坐在里面却觉得格外陌生，就像某个在外漂泊旅行多年的游子回到故乡，坐在老家的杂货店门口似的。
    我不知道在吧枱坐了多久，回过神时，整间店只剩下我一个人，掛在吧枱后酒柜上的时鐘刚走过午夜。
    我从胸前口袋拿出之前招募我到英国见习那个人给的名片，上面没有单位名称跟职衔，只有一个名字跟电话号码。
    我拿起吧枱上的电话听筒，投进辅币，拨了名片上的号码。
    「喂？」
    「是我。」我说。
    「关于你同学的事，我们很遗憾。」
    「这个字眼我已经听腻了，讲点新鲜的吧。」我喝了口吧枱上的薑汁汽水，「像是有没有办法宰掉那两个王八蛋之类的。」
    听筒传来一声轻笑，「杀掉他们是很容易啦，不过—」
    「不过什么？」
    「如果他们两个就这样死得无声无息，跟拍死一隻虫子那样，你跟你的同学们会甘心吗？」
    我笑了出来，「这倒是真的。」
    「你应该不是打电话来找职业杀手吧？」
    「没错，」我清了清喉咙，「我准备好了，过来接我吧。」
    电话那头的声音停了几秒，「你确定吗？」
    「我确定。」
    「之前我应该跟你说过了，这个工作的风险很高，你可能会无名无姓，死在不知名的地方，我建议你再考虑一下—」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无名无姓，死在不知名的地方，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电话那头响起一声叹息，「那好吧，先跟你讲一下，警校决定后天补办你们这一期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你明天应该会收到通知。」
    「那么快？」
    「你们那位出事的同学已经申请退训，警校希望事件赶快落幕。」电话那头的声音说：「我们不希望你在典礼上露面，所以那天你不用出席，我们会跟校方说明，警徽在结束任务后会补授给你。」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我说。
    「没错，」电话那头的声音停了一下，「顺便跟你讲一下，你同学的案子同样在后天开庭，你可以去旁听一下，顺便跟同学道别。我们会派人到法庭接你。」
    「好的。」我掛上电话。
    老闆正缩在吧枱一角的木质靠背椅上打盹。我用指节敲敲吧枱，他打了个哈欠，睁开眼睛咂着嘴，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某段美梦中。
    「还要再来一杯吗？」他说。
    「不了，」我摇头，「给我『那个』，还有一枝笔。」
    「『那个』？」他圆睁眼睛上下打量我，「你在开玩笑吗？」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我说。
    这家咖啡厅的老闆在开店前，是独立开业的律师。知道他这段歷史，对未来忧心的警员，都会拜託他保管一些东西。
    像是给家里存着安家费的银行存摺、债券或股票，给孩子的生日礼物或录音带，给小三的首饰之类的，全是为了万一发生意外不再归来时，准备转交给亲友的东西。
    其中老闆保管最多的，就是『那个』，也就是遗嘱。
    毕竟老闆自己曾经做过律师，写完之后不但可以审核，帮忙完成法定要件。
    而且看到从事危险工作的亲友没事进出律师事务所，很多人都会担心。进出咖啡厅不就是喝咖啡吗？有什么大不了？
    「我开咖啡厅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警校生跟我说要写遗嘱，」老闆转身蹲下，转动酒柜最底层保险箱的转盘，「你有那么多财產要写遗嘱安排吗？」
    「没有，」我拿起吧枱上的薑汁汽水一口喝乾，「经过那么多事，突然怕万一有什么意外，有些话来不及告诉某些人而已。」
    「是吗？」他起身回头，把一张专用纸、一个信封跟一支笔放在吧枱上，「那应该不用审核字句跟适法，你写好后摺起来放进信封封好，在信封上写要交给谁就行了。—我睡一会，写好了叫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