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的设想里，一连串的军事检阅一定会向英国人证明中国军队的军纪严明，装备良好，操练有素。大清军队在乾隆漫长的统治期间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利，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会让英国人肃然起敬的。各地官员十分深入地理解领会了皇帝的指示，英国人每到一地，他们都派出最好的军队，进行列队迎接。那么，他们给英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
    抵达天津后，英国人发现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隶总督，还有一队中国士兵。他们有弓箭手、火绳枪火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展示东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当东却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列队兵士手里拿着扇子，是一个奇怪现象。”中国军队的分列式表演没有使英国人感到敬畏，他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其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巴罗这样描绘他见到的中国军队：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天暖，他们手中操练的会是蒲扇而不是火枪。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士兵单列成队，非常自如地双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们的长官下令起立之前，他们都保持这种姿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
    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极为轻蔑：
    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可以说，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巨大。除了对中国军队的整体评估外，他们还对中国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查。马戛尔尼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从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观察，为西方人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比如他们曾这样向英国军方汇报定海的防卫设施：
    城墙高三十呎，高过城内所有房子，整个城好似一所大的监狱……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而外，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军队，四壁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
    斯当东的这些记载，是否对英军选择定海为攻打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有所影响呢？反正在那次战争中，定海军民虽然竭尽全力，毫不退让，最终也不堪一击。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当然是鸦片，这与乾隆皇帝也并非毫无关系。
    “鸦片”是英语opium一词的音译。若追根寻源，此词则是由拉丁语“汁液”一词演变而来。而鸦片的另一个中文名称“阿芙蓉”，则源于阿拉伯语“afyun”。正像两个词所表明的那样，鸦片最早出现在中东和欧洲。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修纪》里，鸦片就已经被描述成为“忘忧药”。
    事实上，早代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这种药物。当时中国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取回了真经的同时也带回了“药烟”（鸦片）。到了宋代，用鸦片煎茶已经是士大夫的一种时尚，故苏轼诗中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之句。
    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人类之害，因为截至那时，人们吃鸦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儿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掺上其他药品，煎汤喝掉。这两种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鸦片成为一种令人难于抗拒的毒品，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发明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的方法开始的。清代初年，荷兰人把这种吸法传入中国。从此，鸦片在中国蔓延速度明显加快。
    早在雍正年间，鸦片成瘾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间，鸦片烟馆已经出现在北京，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雍正皇帝在1729年颁布圣旨，禁止这种毒品：“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不过，由于中国本土种植鸦片极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国每年只进口鸦片300箱，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中国的威胁，是在乾隆年间。
    如前所述，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从18世纪中叶起，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因此中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顺差是惊人的。1765-176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连年不断的巨大顺差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然而，世界上白银产量毕竟是有限的。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的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对华贸易不断增长，而银矿的产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英国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
    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
    史载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正是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头次尝试让他们惊喜交集。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250印币，而运到中国，售价竟高达1600印币，一翻就是6倍多。很显然，这是换取中国茶叶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润的驱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1/8，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1/2了。中国社会上，吸食鸦片者的数量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
    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是外国商人的经验之谈。英国商人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间。英国人后来记载道：“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使中国打开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依赖这种非法的勾当。但是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进一步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面积。为了在华扩大鸦片销售，他们甚至对中国吸食者的嗜好专门做了精心调查，力求鸦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上升。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则达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在几十年后导致了中国财政的濒临破产。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屿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万余两。
    1821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4。鸦片战争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砷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
    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予该童”。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18年。嘉庆年间的1816年，他又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条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予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做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条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取消公行，任由英国人自由贸易：“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马戛尔尼要求中国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按照中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当然，《南京条约》在马戛尔尼的要求之外，还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国人以后来中国可以携带妻子。如果说其他各条都是在英国人的炮舰威胁下应允，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的话，只有这一条被中国官员认为对中国很有好处。负责谈判的中国官员耆英对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广州，“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也有弊端。因为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性压抑使他们脾气暴躁。现今允许外国人带老婆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英国都是女人说了算，用妇女的温柔改变英国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
    这番高论令乾隆的孙子道光连连叫绝，立马批准。
    三 帝国的遗传基因
    1960年八九月间，对英使团出使中国这段历史有专门研究的法国汉学家佩雷菲特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考察。回忆这次中国之行，他说：“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他在中国几乎看到了马戛尔尼们写过的一切：
    ……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他说：
    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他发现：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
    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在估计贡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对接待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后来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一直让他们吃惊。使团的总管巴罗说：“我们至此所经历的款待、重视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当东则说：“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动员了这么多的官员，这么多的厮役，这么多的船只，来做招待工作。这些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和厮役据说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励他们做好这项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队欢迎的兵士，有搭起来的彩牌楼和特别准备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费用俱由皇帝一人担任起来。”
    “皇帝陛下的这个意旨被所有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严格遵守。一位使节团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微小的衣物，承办招待的官员立刻买来，但无论如何不肯收钱。他说，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
    在其后的赏赐环节，英国人将要更为惊讶。英国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经过英国商人之口先行传回了伦敦，整个英国欢欣鼓舞。
    英国使团的出使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出使也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衡量，英国人的收获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给他们的礼物。
    自从听说英国人要来后，皇帝就开始为他们准备礼品。在英国船只到达天津后，皇帝派人询问的第一件事是贡品名单，第二件事则是使团名单。这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准备给英国人的礼品。皇帝的心很细，他的赏赐不仅限于官员，每一个英国人，从正使直到黑人仆从，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备有奖赏。对于这个前所未知的国家，他准备大大施恩，让这些地处偏僻的远夷对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惯例，外国进贡，皇帝只赏赐其国王及正使等正赏一次。而此次英国来朝，皇帝前后赏赐了他们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国人的桀骜不驯和妄加请求令皇帝十分生气之后，那些原来准备好的礼品仍然一样不差地发给了英国人。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赏赐的礼品共130种，3000余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次数之频，前所未有。皇帝一贯乐于展示他的大方。生气归生气，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能丢。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上，皇帝也特意提及这一点：“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虽然中间因为礼仪问题一度降低了饮食标准，但宽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给予英国人高规格的照顾：“公平而论，中国朝廷和他指派来照料使团的众人，自始至终表现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顾无微不至，态度真诚友好。至少对我们这一行人是如此。”这是巴罗的话。
    在路上，已经与英国人无话不谈的“王大人”向英国人谈了这次招待的花费：“王大人告诉我，为了支付接待我们使团的开销，他们受命从我们所经过的各省银库，每天提取5000两白银（合今天币值1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准纯银。在北京是每天从户部领取1500两。”
    巴罗由此估算，他们一行，使北京花费了51.9万两白银，即17.3万磅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约1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王大人告诉我，为我们服务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时候大大超过1000。我相信他没有夸大其词。”
    巴罗算了一下账，说他们这次出使，英国本身所花费的，不过8万磅。“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1/4。”（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那么英国人都从中国运走了些什么东西呢？以下是档案资料中的几次赏赐的部分礼品：
    第一次给英国人的见面礼是：
    特赐国王玉如意一，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玉双解瓶一，战图一盒，红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盘四，绢笺、蜡笺各五十，挂灯四对，绣锦香袋八盒，绣香袋、连三香袋各四盒，宫扇十三扇，百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粉四盒；正使龙缎、妆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二，倭缎八，丝、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四，瓷碗六，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六，扇二十，普洱茶团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二，瓷碗二，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四，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龙缎、妆缎、素缎八，丝缎、锦、漳绒、羽缎、绫各一，花缎、纺丝各二，瓷碗、瓷盘各四十，锦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盘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笔官、总后官二员，每员闪缎、妆缎、倭缎、蓝缎、绫各一，瓷碗、瓷盘各二十，锦扇十，普洱茶团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总兵官、管兵官、听事官、管船官等七员，每员妆缎、闪缎、蓝缎各一，瓷碗、瓷盘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团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八月十三日生日当天：
    赏正使大卷八丝缎、锦缎各二，瓷茶桶、瓷碗、瓷盘各二，宜兴器一；副使大卷八丝缎三，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盘一；副使之子八丝缎二，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盘一；副使之子绘画呈览，赏大荷包二；通事、总兵等官九员，每员八丝缎二，瓷碗二。
    八月十四日：
    于清音阁赏正使御笔书画册页一，玉杯一，瓷盘、瓷瓶、漆桃盒、葫芦瓶各二；副使玉杯一，瓷器、漆桃盒、葫芦瓶各二，小荷包一；副使之子瓷器四，漆桃盒二，瓷瓶一，小荷包一；通事、总兵等官九员，每员漆桃盒二，瓷器四。
    最后一次正式赏赐，礼品清单是：
    二十九日，于太和门颁给敕书。赐该国王百花蟒缎二，袍缎、线缎各四，紫檀彩漆铜掐丝珐琅龙舟仙台一，玉器八，玛瑙盂盘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册页二，画绢二十，洒金五色字绢笺纸、白露纸、高丽纸各二十，墨六匣，各样扇四十，普洱茶团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四盒，藕粉、莲子各二盒，藏糖三盒。又，随敕书赐国王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画绢、白露纸各百，洒金五色绢五十，五角笺纸、高丽纸各二百，宫扇十三，十锦扇百，连三香袋四盒，十锦香袋八盒，锦香袋四盒，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挂灯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倭缎各二，蓝缎、青花缎、彩缎、杭绸各三，绫、纺丝各六，茶叶二瓶，茶膏二盒，砖茶二块，大普洱茶团二，刮膘吉庆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玛瑙葵花碗一，玛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蓝缎、倭缎、青花缎、彩缎、绉绸各二，绫、纺丝各四，茶叶四瓶，茶膏一盒，砖茶二块，女儿茶十，白玉全枝葵花洗一，花玛瑙菊花瓣碗一，葫芦器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龙缎、妆缎、倭缎、青缎、蓝缎、锦、漳绒、帽绒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总兵官、副总兵官二员，每员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青缎、帽缎、锦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三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员，每员龙缎、妆缎、漳绒、锦、蓝缎、彩缎各一，绫、纺丝各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代笔、医生等官九员，每员龙缎、妆缎、锦、漳绒、蓝缎、彭缎、绫、纺丝各一，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贡使从人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吹乐、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内地护送官二员，大缎各二；贡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丽布、波罗麻、兼丝葛各二；留存贡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丽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罗麻各一……
    这些礼品，大部分取自内务府六库贮藏多年的精品，有不少更是专供皇帝、皇后使用的极品。（《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除了这些礼品，英国人更大的收获是两样，一样是对中国军事防卫情况的调查，另一样是取得蚕种和茶树苗。
    在访华的整个行程中，英国人时时刻刻能感觉到中国人的防范心理。对他们参观的要求，中国官员经常拒绝。在使团船只泊岸时，中国官员禁止使团人员上岸散步，避免他们探听中国情况。佩雷菲特说，他20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时一样能感觉到“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